1930年1月5日 

毛澤東在古田復信林彪。信中總結兩年多創建、鞏固、發展革命根據地的實踐經驗，進一步發展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基本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復信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信中對當時國際國內的基本矛盾和革命形勢作了科學的分析，說明了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復信批評了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一種悲觀思想，指出：那種不從中國實際出發、對革命形勢估計不足、沒有在游擊區域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觀念是錯誤的；那種全國范圍內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是于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他們的這種理論的來源，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件事認清楚。復信還批評了犯革命急性病的錯誤，指出：犯著革命急性病的同志們不切當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這種估量，多半是從主觀主義出發。其結果，無疑地是要走上盲動主義的道路。這封信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1939年1月5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就汪精衛叛國投敵事件等問題發言。發言指出：蔣介石最近在軍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動上都表現是進步的，但在進步中又要限制我們。蔣的政策是聯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來各地磨擦增加。我黨對目前事件的方針是擁蔣反汪，須發出一個指示電，并規定宣傳標語，動員所有報紙刊物發出反汪擁蔣的言論。 

 

1952年1月5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轉發北京市委三反斗爭報告的批語，發出大規模懲治不法資本家犯罪行為的號令。批語要求各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北京的做法，使一切與公家發生關系而有貪污、行賄、偷稅、盜竊等犯罪行為的私人工商業者，坦白或檢舉其一切犯法行為，給以重大的打擊。各級黨委要將此項斗爭當作一場大規模的階級斗爭看待。同時指出：在這個斗爭中，對民主黨派和各界民主人士應酌予照顧，注意組織三反斗爭的統一戰線。這個批語節編收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 同日 周恩來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會第三十四次會議上發表講話，介紹正在全國范圍展開的三反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情況，提出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毒害，在中國的階級社會中已有幾千年的歷史，是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的。要完全徹底地鏟除這一積害，必須全社會都動員起來，展開三反斗爭。講話指出：我們號召全國工商界人士參加這一斗爭，進行檢舉和坦白運動。這不僅在鞏固人民民主政權和樹立新的社會風氣上將有所貢獻，即在工商界人士的自我改造上也將有所收獲，并利于他們與全國最大多數人民一道前進。這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這篇講話要點收入《周恩來選集》下卷。 

 

1953年1月5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指示指出：我黨在三反中基本上解決了許多領導者和被領導的機關人員相脫離的這一部分官僚主義問題，但對于不了解人民群眾的痛苦，不了解下情，不了解縣區鄉三級干部中存在著許多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壞人壞事，或者不感覺這些問題的嚴重，因而不采取積極辦法去支持好人，懲治壞人，發揚好事，消滅壞事，這樣一方面的官僚主義，還是基本上沒有解決。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就我們黨政組織的領導任務和領導方法來說，這是交代工作任務與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風沒有聯系在一起的問題，即沒有和工作任務一道，同時將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風反復地指示給中下級干部的問題。指示要求各地結合整黨建黨及其他工作，從處理人民來信入手，檢查一次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分子的情況，并展開堅決的斗爭。這個指示收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 

 

1964年1月5日 

毛澤東在會見日本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聽濤克己時，再次談到兩個中間地帶問題。談話指出：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后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這篇談話收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979年1月5日 

鄧小平會見二十七名美國記者并接受采訪時就解決臺灣問題的方式指出：我們力求用和平方式來解決臺灣回歸祖國的問題。我們不能承擔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來實現統一祖國的愿望的義務。此前，1978年11月14日，鄧小平曾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指出：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臺灣的現實。比如，臺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臺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1月5日的這篇談話的節錄收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述專題摘編》（新編本）。 

 

2013年1月5日 

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講話指出，只要我們堅持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就一定能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一定能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2016年1月5日

習近平在重慶召開的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講話指出，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是國家一項重大區域發展戰略，要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5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綱要》。2018年4月26日，習近平在武漢主持召開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要求在新形勢下繼續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

 

1949年1月6日—8日 

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目前形勢和任務。會議通過毛澤東起草的決議《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決議指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諸戰役以后，就國民黨的軍事主力已經被殲這一點來說，國民黨政權已經在基本上被我們打倒了。我們已經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國范圍內戰勝國民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將是中國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勝利的兩年。我們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而不容許半途而廢。還指出：一九四九年必須召集沒有反動派代表參加的以完成中國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成立，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并通過共同綱領。幾個大的野戰軍在完成渡江南進的諸項準備工作之后，有步驟地穩健地向南方進軍。這次會議的決議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五卷。 

 

1979年1月6日 

鄧小平在會見歐洲議會議長科隆博時指出：看來國際局勢沒有什么緩和，應該說，戰爭的因素至少不是減少了?，F在我們需要一切愿意保持國際和平、安全和穩定的力量聯合起來，不能無所作為。我們一直是要加強同歐洲的合作的。我們同日本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同美國實現了關系正?；?。我們沒有別的目的，就是爭取比較長的和平環境。 

 

1980年1月6日 

鄧小平在歡迎埃及副總統穆巴拉克的宴會上致詞指出：今天的世界更加緊張、更加動蕩，特別是中東和海灣、東南亞以及南部非洲，已經成了舉世矚目、危機四伏的熱點。7日，在同穆巴拉克舉行會談時指出：國際局勢不是一天天趨向緩和，而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動蕩，并且存在戰爭的危險。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怎樣延緩戰爭的爆發，爭取比較長時間的和平，這對我們中國、對世界人民、特別是對第三世界比較有利。就中國來說，我們確定的目標是要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沒有一個和平的環境，實現這個目標是困難的。中國是真正熱愛和平的。

 

1943年1月7日 

任弼時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發表長篇演講，主要講黨的一元化領導、邊區建設和領導方法、領導作風等問題。 關于黨的一元化領導問題，演講針對向黨“鬧獨立性”或把軍權看得“高于一切”的現象，指出：沒有思想和意志的一致性，就不會有政治上、組織上和行動上的一致的，這對于黨的隊伍及其領導的軍隊將起著腐蝕和瓦解的作用。 關于民主問題，演講批評那種不看實質，認為“邊區政治距民主還有天遠”，甚至說“民主政治，選舉第一”，指出：這是把選舉“偶像化、神圣化”的資產階級觀點。選舉是民主的一種形式，一個方面，單單只有選舉一項，并不能成為真正的民主主義的，今天邊區的中心任務，不是選舉，而是建設，尤其是經濟建設。也只有在這些建設事業中，才能發動群眾的積極性，發動群眾對于改正邊區民主政治中的某些缺點的積極性。那時，選舉的民主意義才更豐富，民主政治才能更進一步。 關于陜甘寧邊區建設，演講指出：我們掌握政權之后的基本任務，除開保持這一政權，使之不受敵人侵襲之外，就是組織人民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別重要的是經濟生活。只有發展經濟，發展生產，使人民豐衣足食，然后政府才能富足。更有力量去進行其他建設事業；也只有在人民更加豐衣足食的基礎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和文化程度，更加發揚人民擁戴這個政權和參加其他建設事業的積極性。因此，經濟建設是全部工作鏈子的一個特別的環節，緊緊抓住這個環節，其他一切問題才能迎刃而解。我們要在經濟建設方面作出一些模范，開辟出一條在堅持抗戰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尋找出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規律。 關于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問題，演講指出：要發揚黨員和干部大膽創造事業的精神，在一縣、一區、一鄉工作的同志，都要善于按照當地群眾的需要和可能的條件出發，去獨立地創造事業。我們所反對的獨立性，是指那些想法與黨分歧，又不執行黨的政策，不服從黨的組織“為所欲為”的現象。而對于符合黨的政策的創造性是要發揚的。要使每個同志有勇于作事的積極性。如果能夠從群眾的利益出發，兼顧群眾的習慣，大膽并細心地在生產事業中發揮大家的創造性，那就可以逐漸培養一種新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這篇演講的主要內容分別以《關于黨的一元化領導問題》、《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為題，收入《任弼時選集》。 

 

1946年1月7日 

《解放日報》發表周恩來寫的社論《蔣介石元旦演說與政治協商會議》一文。文章指出：國民黨的所謂“國民大會”，是一個企圖把一黨專政合法化并延長到無限期的東西。我們反對在聯合政府成立之前召開國民大會。政治協商會議的任務，必須是實現無條件停止內戰，結束一黨專政，改組國民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1948年1月7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這個指示中所規定的報告制度，對使黨能迅速克服存在于黨內和軍隊內的無紀律無政府狀態，把一切必須和可能集中的權力集中于中央起到了重要作用。指示指出：從今年起，規定如下報告制度。（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報告內容包括該區軍事、政治、土地改革、整黨、經濟、宣傳和文化等各項活動的動態，活動中發生的問題和傾向，對于這些問題和傾向的解決方法。（二）各野戰軍首長和軍區首長，除作戰方針必須隨時報告和請示，每兩個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綜合報告和請示。此項報告和請示的內容是：關于該軍紀律，物質生活，指戰員情緒，指戰員中發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術、戰術進步或退步的情況，敵軍的長處、短處和士氣高低，我軍政治工作的情況，我軍對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虜政策的執行情況和克服偏向的方法，軍民關系和各階層人民的動向等。指示強調：從今年起，全黨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改正對上級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不良習慣。當此革命已進入新的高潮時期，加強此種聯系，極為必要。這個指示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1954年1月7日 

毛澤東在聽取衛生部副部長賀誠等匯報時，再次談到對衛生工作的意見，強調指出：黨必須領導一切，領導我們的各種工作。黨組開會必須要有準備，聽取大家的意見，真正做好集體領導。談到中醫問題時，他進一步指出：對中醫的團結要加強，對中西醫要有正確的認識。中醫是在農業與手工業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這是一大批遺產，必須批判地接受，把其積極的一面吸收過來加以發揮，使它科學化；另一面，對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中西醫要團結，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義。中醫學習一點西醫是好的。他還談到：如果城市醫療問題不搞好，衛生部門就沒有做好工作。這個問題必須解決。充實醫院，培養醫生，這是根本的辦法；改善醫院管理制度，加強管理，加強領導，也能解決一部分問題。目前這兩個辦法可以同時并用。

 

1935年2月8日

張聞天根據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發言內容起草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后印發。決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重申了毛澤東在遵義會議發言中批評博古、李德所犯的戰略戰術的錯誤，明確指出博古在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

決議重新肯定了毛澤東等指揮紅軍多次取得反“圍剿”勝利所采取的戰略戰術原則。這些原則是：（一）當還沒有發現造成敵人弱點時，不應該即刻與之進行無勝利把握的決戰，而應以次要力量迷惑、引誘、鉗制敵人，將主力轉移到敵側翼后方隱蔽集結，待機殲敵。（二）在決戰的時候，集中兵力是絕對必要的，即以我軍的一部鉗制敵人的一路或數路，集中最大力量包圍敵這一路而消滅之，以此各個擊破敵人。（三）在粉碎敵人堡壘主義的戰術時，要發揮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特長，所謂運動戰粉碎堡壘主義，即是在堡壘線內待敵人前進時大量消滅敵人的部隊，在堡壘線外即是在紅軍轉到廣大無堡壘地帶活動時，迫使敵人不得不離開堡壘來和我們作運動戰，只要我們靈活的、藝術的、出奇制勝的運用運動戰的戰略戰術原則，我們就一定能夠粉碎敵人的堡壘主義。（四）要進行戰爭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在戰爭持久戰的原則之下，要反對粉碎敵人“圍剿”之后可能發生的兩種錯誤傾向；在戰役速決的原則下，要反對根源于恐慌情緒的倉猝應戰。（五）利用反革命內部的每一沖突，從積極方面擴大他們內部的裂痕，使我們轉入反攻與進攻，是粉碎敵人“圍剿”的重要戰略之一。

決議批評了自戰略轉移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指出：我們突圍的行動，在李德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斗的，而是一種驚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這一原則上的錯誤，一直發展到突圍戰役的最后階段。當紅軍到了湘黔邊境，在當時不利的敵我情況下，卻還是機械的要向二、六軍團地區前進，而不知按照已經變化了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方針。 

決議還批評了博古、李德破壞中央政治局和軍委集體領導的錯誤，強調為了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創造新蘇區，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并改善軍委的領導方式。決議對在創造新蘇區中實行高度機動的戰略戰術，對于更好地領導革命戰爭取得徹底勝利提出了新的要求。

 

1949年2月8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第二、第三野戰軍領導人并發有關野戰軍、中央局電。電報指出：今后將一反過去二十年先鄉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變為先城市后鄉村的方式。軍隊不但是一個戰斗隊，而且主要地是一個工作隊。軍隊干部應當全體學會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對付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善于對付資產階級，善于領導工人和組織工會，善于動員和組織青年，善于團結和訓練新區的干部，善于管理工業和商業，善于管理學校、報紙、通訊社和廣播電臺，善于處理外交事務，善于處理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問題，善于調劑城市和鄉村的關系，解決糧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問題，善于處理金融和財政問題?？傊?，過去軍隊干部和戰士們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問題，今后均應全部負擔在自己的身上。你們前進，要占領四五個省的地區，除城市外，還有廣大鄉村的工作要你們去做。南方鄉村，因為完全是新區，和北方老區的工作根本不同。因此，鄉村工作，也得從新學習。但是，鄉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比較起來，是易于學習的。城市工作則較為困難，而又是目前學習的最主要方面。如果我們的干部不能迅速學會管理城市，則我們將會發生極大困難。軍隊還是一個戰斗隊，在這一點上決不能松氣。但是，軍隊變為工作隊，現在已經要求我們這樣提出任務了。如果現在我們還不提出此種任務，并下決心去做，我們就會犯極大的錯誤。這封電報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題為《把軍隊變為工作隊》。

 

1962年2月8日

陳云在七千人大會陜西省全體干部會議上講話，強調要通過“交換、比較、反復”，使認識更加正確。講話指出：我們常講實事求是，實事，就是要弄清楚實際情況；求是，就是要求根據研究所得的結果，拿出正確的政策。而弄清情況的辦法之一，就是多和別人交換意見。這樣做，可以使本來片面的看法逐漸全面起來。如果沒有反對意見，可以作點假設，從反面和各個側面考慮問題，并且研究各種條件和可能性。犯錯誤的人并不都是沒有一點事實根據，而是把片面當成了全面。領導機關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做調查研究工作，最后討論作決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就夠了。研究問題，制定政策，決定計劃，要把各種方案拿來比較。作了比較后，不要馬上決定問題，還要進行反復考慮，過一個時候再看看。這篇講話節編收入《陳云文選》第三卷。

  來源：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