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3月17日  

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賀龍及湘鄂西前委指示信。指示信指出：現在，在全國范圍內，還沒有一種直接革命的形勢。目前所應注意者，還不是什么占領大的城市，而是在鄉村中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指示信還介紹了朱毛紅軍支部建在連上的經驗，以備他們將來在部隊建黨時參考。這封指示信收入《周恩來選集》上卷。

 

1938年3月17日  

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葉劍英，朱德、彭德懷。電報指出：同蔣介石及國民黨高級將領談軍事問題時，請注意分現在與將來兩個階段，說明現在以大軍留在華北作戰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將來軍事情況的變化將使我軍活動范圍縮小和補給困難，那時只能留若干較小的兵團即若干個游擊兵團于華北，各軍主力須在敵未將黃河各渡口封鎖以前渡過河來。在敵人后方創設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完全可能和十分必要的，國共兩黨均須用極大努力去干。

 

1941年3月17日  

毛澤東為《農村調查》一書寫序言。序言指出：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著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為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系。“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這篇序言和四月十九日寫的跋合編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1983年3月17日  

鄧小平在聽取國家計委、經委黨組關于當前經濟工作中幾個問題的匯報時說：一九八〇年那次關于調整的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進一步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我記得那次我也講了八個字的核心是調整?，F在看起來，沒有那次會議進一步明確八字方針，而且以調整為核心，就沒有今天的形勢。但是，現在我們又要避免出現頭腦發熱。既然一九八〇年那次會議以及以后確定的一系列對于經濟工作的方針、政策、辦法和一些具體措施是正確的，就要堅持。在談到集中資金問題時說：這個是非做不可的。不把資金集中起來搞一些骨干項目，搞再多的小企業、小東西，也解決不了問題，而這正是解決后十年的問題，因為所有這些骨干項目都是后十年用的。

 

2014年3月17日至18日

習近平在河南省蘭考縣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強調，要大力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堅持高標準嚴要求，在對標立規中查找差距，在上下互動中解決問題，在攻堅克難中提振信心，在思考辨析中把握規律，確保每個層級每個單位都真正取得實效。 

他指出，教育實踐活動的主題與焦裕祿精神是高度契合的，要把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作為一條紅線貫穿活動始終，做到深學、細照、篤行。要特別學習弘揚焦裕祿同志“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懷，凡事探求就里、“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的求實作風，“敢教日月換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的奮斗精神，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要組織黨員、干部把焦裕祿精神作為一面鏡子，從里到外、從上到下反復照一照自己，深入查擺自己在思想境界、素質能力、作風形象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努力向焦裕祿同志看齊，從今天做起，從眼前做起，從小事做起，像焦裕祿同志那樣對待群眾、對待組織、對待事業、對待同志、對待親屬、對待自己，像焦裕祿同志那樣生命不息、奮斗不止，努力做焦裕祿式的好黨員、好干部。 

他指出，作風問題本質上是黨性問題。抓作風建設，就要返璞歸真、固本培元，重點突出堅定理想信念、踐行根本宗旨、加強道德修養。他為此提出4點要求：一是正確認識和處理人際關系，做到既有人情味又按原則辦，特別是當個人感情同黨性原則、私人關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觸時，必須毫不猶豫站穩黨性立場，堅定不移維護人民利益。二是下決心減少應酬，保持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多學習充電、消化政策，多下基層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況，多系統思考和解決存在的突出問題，自覺遠離那些庸俗的東西。三是實實在在做人做事，做到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敢于擔當責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決問題，不搞“假大空”。四是對一切腐蝕誘惑保持高度警惕，慎獨慎初慎微，做到防微杜漸。

 

1926年3月18日  

毛澤東在廣州國民黨政治講習班紀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會上發表講演，著重總結了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講演指出：巴黎公社是開的光明的花，俄國革命是結的幸福的果。馬克思說：“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階級斗爭史。”這是事實，是不能否認的。其實四千多年的中國史，何嘗不是一部階級斗爭史？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一是沒有一個統一的集中的有紀律的黨作指揮，以致內部意見分歧，勢力分散，而予敵人以可乘之機；二是對敵人太妥協太仁慈。對敵人仁慈，便是對同志殘忍；我們不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敵人便給我們以致命的打擊。我們要革命，便要從此學得革命的方法。這篇講演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

 

1947年3月18日  

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率領中共中央機關主動撤離延安，開始了為期一年轉戰陜北的艱苦斗爭。在撤離延安前，毛澤東接見參加保衛延安的人民解放軍部分領導干部時指出：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敵人進延安是握著拳頭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頭伸開，這樣就便于我們一個一個地切掉它。要告訴同志們：少則一年，多則二年，我們就要回來，我們要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

 

1978年3月18日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沒有科學技術的高速度發展，也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

在講到對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認識問題時他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F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科學與生產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了?？茖W技術作為生產力，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作用?，F代科學技術正在經歷著一場偉大的革命。近三十年來，現代科學技術在幾乎各門科學技術領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出現了新的飛躍，產生了并且正在繼續產生一系列新興科學技術?，F代科學為生產技術的進步開辟道路，決定它的發展方向。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他們與體力勞動者的區別，只是社會分工的不同。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們的科學技術水平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還很大，科學技術力量還很薄弱，遠不能適應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認識落后，才能去改變落后。學習先進，才有可能趕超先進。提高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當然必須依靠我們自己努力，必須發展我們自己的創造，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但是，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茖W技術是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這個講話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題為《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

 

1981年3月18日  

鄧小平在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負責人談話時指出：我最早提出寫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位的任務，是樹立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這個問題寫不好，決議寧可不寫。在這一點上站住了，決議才能拿出去。這是中心，是關鍵。寫好這個問題，才叫實事求是地分清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的是和非、對和錯，包括個人的功過。這篇談話的一部分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中。

 

2019年3月18日 

習近平主持召開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強調，辦好思想政治理論課，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解決好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 

他指出，我們黨立志于中華民族千秋偉業，必須培養一代又一代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立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的有用人才。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必須旗幟鮮明、毫不含糊。 

他強調，辦好思想政治理論課關鍵在教師，關鍵在發揮教師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思政課教師，要給學生心靈埋下真善美的種子，引導學生扣好人生第一?？圩?。第一，政治要強；第二，情懷要深；第三，思維要新；第四，視野要廣；第五，自律要嚴；第六，人格要正。 

他指出，推動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創新，要不斷增強思政課的思想性、理論性和親和力、針對性。要堅持政治性和學理性相統一；堅持價值性和知識性相統一；堅持建設性和批判性相統一；堅持理論性和實踐性相統一；堅持統一性和多樣性相統一；堅持主導性和主體性相統一；堅持灌輸性和啟發性相統一；堅持顯性教育和隱性教育相統一。

 

1943年3月19日  

劉少奇致電陳毅、張云逸等介紹華北對敵斗爭的經驗。電報指出：在反“掃蕩”時，要靈活地運用游擊戰、地雷戰等戰略戰術；民兵數量不一定要很多，但質量要很好，要加強對民兵的實際的戰斗鍛煉及武器配備；在敵情特別嚴重的游擊區，游擊部隊要根據不同情況運用不同的組織形式進行活動；切實注意爭取日本俘虜幫助我們做敵軍工作；在游擊區與敵占區人民中的工作，非法斗爭與合法斗爭需要巧妙配合，爭取各階層人民團結在我們的周圍，共同對付敵偽；減輕根據地人民的財力與人力的負擔，將節省下來的人力用在生產上。這封電報收入《劉少奇選集》上卷。

 

1947年3月19日  

任弼時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中央撤出延安的解釋工作致各中央局、分局電。電報指出：蔣胡急于進攻延安，正表示國民黨當前處于極端困難情況之下（軍事、經濟、政治上極大困難），是為著振奮人心并借以團結內部所采取的一種行動。我們失去延安雖有某些損失，但中外人民和民主人士，特別在臨沂、魯中勝利之后，不會因為退出延安對我喪失信心。而我們若能將胡敵大部吸引在陜甘寧而加以打擊消滅，這正便利于其他解放區打擊和消滅敵人，恢復失地。

 

1953年3月19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解決區鄉工作中“五多”問題的指示。指示指出：所謂“五多”，就是任務多，會議集訓多，公文報告表冊多，組織多，積極分子兼職多。各級黨委對這些很久就存在的問題并沒有解決。因為區、鄉的“五多”，基本上都是從上面產生的，是因為在縣以上各級黨政領導機關中存在著嚴重的分散主義和官僚主義所引起的，有些則是過去革命戰爭和土地改革時期的產物，未加改變，遺留至今的。因此，必須在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過程中，著重克服領導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和分散主義，并將那些過去需要而現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辦法加以改變，方能解決這個問題。指示認為區鄉工作中的“五多”，主要表現為對農民干涉過多，強調指出：農業生產是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農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農業生產而為它服務的。凡足以妨礙農民進行生產的所謂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都必須避免。對于互助組和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決定給以積極的提倡和適當的指導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決不應當將它們混同于社會主義的集體農莊，決不應當施行過多的干涉。我黨現在在農村中的主要的危險傾向，就是許多同志將分散的經濟混同于集體的經濟，就是干涉過多。這個指示收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

 

1979年3月19日  

鄧小平會見瑞士聯邦委員、公共經濟部部長霍納格時闡述了中國對外開放的政策。他指出：我們將會一步一步地采取更加開放的政策。我們充分理解到不利用和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和經驗，四個現代化是搞不好的。當然，實現四個現代化主要是靠自己，任何國家發展經濟都要靠自己。我們政策的連續性是沒有問題的。政策是否有連續性，關鍵是看它對不對。如果這個政策對，符合國家的利益，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就歡迎，誰也變不了；如果這個政策本身不好，不能給人民帶來利益，就沒有連續的必要。此外，我們還要制定同國外交往的一些法律，如投資法，把政策用法律形式肯定下來了，國際上也可以放心一點。

此前，一九七八年十月十日，鄧小平曾在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新聞代表團時指出：關起門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發達不起來的。我們經濟上同發達國家的差距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是五十年。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我們好的傳統必須保留，但要根據新的情況來確定新的政策。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我們不能允許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我們引進先進技術，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

 

2013年3月19日 

習近平接受俄羅斯俄通—塔斯社、俄羅斯全國廣播電視公司、南非衛星電視五臺、印度報業托拉斯、巴西《經濟價值報》和中國新華社記者聯合采訪，就中國同有關國家雙邊關系、中非關系、金磚國家合作、中國改革開放等闡述了政策主張。

關于中國改革發展，他強調，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執政，就是要帶領人民把國家建設得更好，讓人民生活得更好。中國共產黨必須加強自身建設，不斷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更好為人民服務。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開創發展新局面，就必須實現改革新突破。我們將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體制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隨著形勢和條件的變化而向前發展。我們愿意借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但不會照抄照搬任何國家的發展模式。中國的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只有走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道路，走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最終才能走得通、走得好。 　　

關于中國同世界的關系，他強調，中國人是講愛國主義的，同時我們也是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胸懷的。隨著國力不斷增強，中國將在力所能及范圍內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和義務，為人類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中國將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我們也希望世界各國都走和平發展道路，國與國之間、不同文明之間平等交流、相互借鑒、共同進步，齊心協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在回答關于中國領導人的工作狀況的提問時，他表示，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多，國情復雜，領導者要深入了解國情，了解人民的所思所盼，要不斷增強工作能力，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自覺，要牢記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牢記責任重于泰山，絲毫不敢懈怠，絲毫不敢馬虎，必須夙夜在公、勤勉工作。人民是我們力量的源泉。只要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就沒有完成不了的任務。

 

1929年3月20日  

毛澤東以中共紅四軍前委名義寫信給中央，提出創建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初步設想。信中指出：前敵委員會決定四軍、五軍及江西紅軍第二第四兩團之行動，在國民黨混戰的初期，以贛南閩西二十余縣為范圍，從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于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接。這一計劃是決須確立的，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因為這是前進的基礎。信中還向中央建議：在全國范圍內要猛力地奪取群眾。除工農外，兵士群眾的奪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重心，宜在江蘇、直隸，紅軍小區域蘇維埃使個數加多，這不僅在湘贛粵閩等地，江蘇、皖北、鄂北、豫南、直隸，都應有紅軍及小區域蘇維埃之創立。

 

1934年3月20日  

劉少奇撰寫《用新的態度對待新的勞動》一文。文章指出：蘇維埃已經大規模地組織了國有工廠企業和合作社企業，在這里工作的農民們和工人們，在以前是為地主資本家工作，現在是頭一次為著自己工農勞苦大眾而工作。這種勞動性質的變換，是我國歷史未曾有過的最大變換，應該用新的態度來對待新的勞動。國家企業、合作社企業中的工會與覺悟的先進的工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教育工人用新的態度來對待新的勞動，提高工人群眾的勞動熱忱，發揮工人群眾的創造性，同舊的習慣作斗爭。這篇文章收入《劉少奇選集》上卷。

 

1936年3月20日—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晉西舉行會議（即晉西會議），討論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和目前戰略方針問題。張聞天作報告指出：國際決議特別重要的是集中力量反戰反法西斯，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對于這一決議，應該使之民族化，使之適合于我們的具體環境。目前必要而且可能與各種政治派別進行上層統一戰線，我們應首先注意那些有群眾的、有實力的、抗日的派別。反日與反賣國賊二者亦應分別，應該集中力量反對最主要敵人。 

在二十三日的會議上，毛澤東發言指出：中央十二月決議符合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中央的工作是與國際決議一致的。中國共產黨應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列，我們的任務，是要利用每一分鐘爭取最大多數群眾。中央提出的“國內革命戰爭與民族戰爭聯系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紅軍集中河北”，“爭取迅速直接對日作戰”這些口號，是布爾什維克的，不是冒險主義的。超過會冒險，不足會右。我們現在的口號是恰如其分的。在談到“聯俄問題”時指出：中國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從前我們有信心，才創造了蘇維埃，現在為什么失掉信心？但招個朋友更好。故一應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對的。周恩來指出：國民黨對降日還是聯俄仍舉棋未定。紅軍當前的三大任務是：向東發展，擴大山西根據地；在華北開展游擊戰爭以推動抗日運動；正確運用上下層統一戰線，推動和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中共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原則是：不放松準備建立，但又不麻痹群眾；在抗日討逆、停止內戰原則問題上決不退讓，并要求國民黨有實際行動；我黨保持批評的自由；在同國民黨上層談判的同時，不放棄爭取下層群眾官兵的工作。 

在二十四日的會議上，毛澤東兩次發言，進一步闡明世界形勢已處在革命與戰爭的新階段，認為華北形勢是世界最大的噴火口之一。他指出：日、美、英、國民黨、蘇維埃、蘇聯六個勢力的矛盾集中于華北。日本已把噴火口爆發。我們到華北對日作戰，不是跑得太遠，而是太慢。華北有廣大的、革命情緒極高的群眾，在那里還可以進行沒有固定戰線的大規模的運動戰。沒有勝利的把握而行動，不對。不相信戰役上以多勝少，戰略上以少勝多；不相信向華北發展，以為向華北發展會動搖了陜北，是完全不對的。向河北開進是戰役問題，紅軍將來主要做山西的文章。 

在二十五日的會議上，毛澤東作關于戰略方針問題的報告，指出：華北是全面對日作戰的戰場，華中是后方。黃河流域以華北五省為戰場，其他為后方。經營山西，是對日作戰的重要步驟。我們的方針，是“以發展求鞏固”，只有發展才能求得鞏固。目前以經營山西為主，也要準備在河北、山西、綏遠三省進行運動戰。在戰略上采取大膽的方針，因為客觀環境好。在戰役上采取謹慎的方針，在有利地形上以多勝少，以求減少錯誤。在山西臨時采取分兵原則，三個集團軍采用打網式的普遍的游擊戰，求得敵人一般的削弱，我們自己則爭取群眾，擴大紅軍，而擴大紅軍為主中之主。 

在二十七日的會議上，毛澤東作關于外交（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指出：國民黨破裂為民族反革命派與民族革命派。民族反革命派，以蔣介石為代表，堅持其自大革命失敗以來的反動路線。他們可能在民眾逼迫下假裝抗日，其作用在瓦解抗日陣線。民族革命派中的右翼（其中又分左派和右派），是民族改良主義，不相信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蘇維埃與土地革命，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贊成聯俄聯共。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包括宋慶齡等和中下層軍人、中小工商業者、中小資產階級，他們堅決聯俄聯共，有堅決進行民族戰爭的勇氣，贊成土地革命，在我們的領導下可以堅決走上抗日。這一派很有勢力，是我們同反革命派爭奪的中心。中共中央的外交（統一戰線）方針是：（一）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義與民族反革命派區別開來，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義的左派和右派區別開來。要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下，使民族改良主義中的右派同蔣介石進一步分離，使其中的左派同蔣決裂。（二）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堅固的同盟。（三）向蔣介石提出的五個條件，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四）中央對張學良的策略是：蔣、張分開；互不侵犯；堅持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對蔣召集的會議原則上反對；不破裂，求得實際利益；提出“取消蘇維埃”，則以“取消國民政府”相對；提出“取消暴動”則以“取消國民黨壓迫”相對；不反對紅軍集中河北。（五）蘇維埃成為問題時，由人民投票。（六）不管任何派別，都與其進行外交談判。（七）在基本原則上不能讓步妥協。（八）對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個擊破，對民族革命派采取各個爭取。（九）外交談判隨時準備破裂，屆時宣布談判經過與內容，以擴大我們的影響。（十）發表普遍的或個別的請求書。報告最后指出，關于外交（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軍事外交集中于軍委，政黨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揮。會議一致通過毛澤東的報告，并決定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去同張學良會談。

 

1948年3月20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情況的通報，提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這一著名的論斷。通報指出：我們黨的歷史情況表明，在我黨和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右的偏向，而在我黨和國民黨分裂時期，黨內容易發生“左”的偏向。又指出：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通報還指出：本年內，我們不準備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時機大約在一九四九年。同日，毛澤東在轉發西北野戰軍前委指示時還指出：須知政策與策略是我黨我軍的生命。不注重政策與策略的教育，不尖銳全面徹底地反對單純軍事觀點，是不對的，應當立即加以檢討。這個通報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同日的指示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五卷。

來源：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